莎格寶的英倫不政經

上星期天，兩位黨主席在螢光幕上公開辯論。輸贏在事後各有說法，但整體而言，辯論自始至終，少見撒狗血的口號，也沒有傷口上撒鹽的人身攻擊。

黨主席以邏輯互詰的同時，更深層看，這場辯論的成就之一，就是語言的精準與克制。「有的事情（即使）為了救國家也不能做—There are things that a man not to do（even）to save a nation.」，這是愛爾蘭詩人葉慈（W. B. Yeats）一再重述的話，原文出自代表理想主義的愛爾蘭政治家歐李瑞（John O'Leary），意思是就算意圖上正當無比，做法上若不適宜，也不能做。
什麼屬於這類不能做的事情，歐李瑞舉的例子是「在公眾前哭泣」（To cry in public）。所謂「在公眾前哭泣」，意思是以誇張的感性的方式贏取眾人的好感。

一旦做了，就是浮士德的選擇：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。在台灣，一頁民主政治史，除了林義雄等少數的「人格者」，太多的政治人物都曾經在此一試煉中做過魔鬼交易。

這一回，蔡主席的用語逆反於民進黨的辛辣風格。譬如在辯論中提及ＥＣＦＡ對社會公平造成衝擊，蔡主席選擇用拗口的「財富重分配」而不用淺顯易懂的「貧富差距」，她也避免更煽動性的「富者愈富、貧者愈貧」。像這類話題她原本可以一路渲染，直到挑起中下階層的切身感受，然而，蔡英文主席寧可劍不出鞘，也不走民粹的老路。

近期內，民進黨對蔡主席的辯論方式傳出了雜音，對這一陣的溫和路線也還可能有各種反覆，若跳開一時的政治面，辯論的意義更在於，語言純粹用來說理，兩位黨主席給了可喜的範例。

語言的精準與理性，整體而言，反映著台灣社會的文明基礎。惟當語言足以承擔起思惟邏輯，理性交織於感性中，藉助這樣的語言，才可能把台灣的冤錯化為甜美。另一方面，語言習慣更代表無形的區隔：一樣說國語，一樣使用中文，我們台灣人用語言來說理的程度，大大有別於中國大陸。

語言的使用上，大陸從未真正走出文革的陰影，時至今日，又裹上做大做強的集體論述，總帶著（不必要的）誇張與急迫。包括憤青在網上的愛國言論、也包括他們國歌的「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」，甚至包括回歸後的香港，近年也傳染到這種亢奮的語言方式，譬如說，中資公司在香港上市，中環的現代建築拉了紅布條，用詞常是「熱烈慶祝」。好像「慶祝」還不夠，要加上「熱烈」才傳達出情緒的強度。

用平實的字眼就足以愈辯愈明的語言環境，反映著台灣社會的人文性，其實，它也直接消解我們台灣人的核心憂懼：那就是擔心與對岸沒有足夠的區隔，因之在未來，台灣會被稀釋被吞沒。其實，這份憂懼也是繚繞在整場辯論會裡而無從明說的潛台詞！正如同修昔底德（Thucydides）在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」寫著，古希臘城邦間的硝煙，皆起源於面對大國崛起的憂懼。

今天我們台灣，處在「崛起」的周邊，這種憂懼當然極為真實！但解藥絕不止於提供經濟利益的ＥＣＦＡ，可倚仗地更是台灣社會的人文性，其中語言所負載的精密思惟，才是我們自信心的真正源頭。

（作者為作家）